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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斯論翻譯質量之評估
Date:2009-3-24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英文學院 ，廣州510420）
摘要：本文評介了當代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朱莉安·霍斯（Juliane House）“翻譯質量評估”之理論。霍斯認為對翻譯質量進行評估應該分翻譯結果與翻譯過程兩種評估模式。根據原文與譯文文本的目的功能，翻譯可分為“顯形翻譯”與“隱性翻譯”，對于不同的翻譯類型應應用不同 “質量評估”模式。霍斯的翻譯質量評估理論對于翻譯實踐具有較強的指導作用，對于外語教學也有一定的貢獻。
關鍵詞：翻譯質量；評估；顯形翻譯；隱性翻譯
1. 翻譯理論家霍斯
朱莉安·霍斯（Juliane House）是美國當代的翻譯學家。她是當代較早系統研究翻譯質量評估方法的學者。曾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提出了“翻譯質量評估的模式”，并根據其對翻譯質量評估模式的研究成果,提出了 “翻譯分類學”的概念, 即根據原文文本功能及譯文文本的功能的異同將翻譯劃分為“顯性翻譯”與“隱性翻譯”，并為此提出了不同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霍斯的理論對與翻譯研究及外語教學有一定的貢獻。
2．翻譯結果與翻譯過程
霍斯主張將翻譯結果與翻譯過程的評估分開討論。評估翻譯結果需要用兩套標準：一是根據原作文本與所屬文化標準進行評估；二是根據目的語所屬文化的標準進行評估。第一個標準是“追溯性”的，即忠實于原作的內容、形式、功能和目的。在某些情況下，也要忠實于原文的風格。第二個標準是“展望性”的，即要考慮到譯文是否符合目的語及其所屬文化中相應的規范，以及符合的程度，還有其作為一種文本在這種文化中應該具有的功能實現的程度。很顯然，“展望性”的翻譯結果評估標準包括目的語語法規則，其評估中就有一項是語法錯誤分析。當然絕非僅此而已，除了評估譯文本身是否可以接受，以及語境是否合適以外，還可以通過目的語讀者的反應，比如，可以通過綜合性測試，或讀者行為反應測試來研究這一文本的效果。可以通過測試可讀性，以及相關含義、含蓄含意的傳達情況并把它與始發語中的相關意義進行比較。
翻譯過程評估相對來說要難一些。從事翻譯活動時譯者大腦里在想什么，我們畢竟無法知道，而只能從可以觀察到的一些現象進行推斷。例如：可以把譯者連續幾次的草稿進行比較，從而探求譯者為什么會放棄某些詞句而采納另外一些，以及此時人們的思考過程。也可以用基礎材料研究的方式，這種情況下一般要求譯者說出在從事翻譯工作時對譯文的認識，這種研究也可以通過用電腦記錄一段時間內出現的主要“翻譯僵局”的方式說明譯者在什么地方停下來思考，在什么地方削減詞句，什么地方重新組織翻譯。翻譯評估者只有在了解了譯者究竟為什么選擇一個詞句后才可以公正評估這一翻譯成果，也就是說，要想評價翻譯成果就需要對翻譯過程有所了解。
3．顯性翻譯與隱性翻譯
霍斯把翻譯分為兩種：顯性翻譯和隱性翻譯。她所說的“顯性翻譯”包括講演、文學文本等，這些一般都與始發語所屬文化之間存在一定聯系。隱性翻譯包括商業、科學文本、旅游手冊等，這些只是或主要是以目的語文本的形式出現。采取“顯性翻譯”還是“隱性翻譯”要取決于目的語文本的目的是什么。
在霍斯看來改譯文本是用目的語表達始發語文本的一個變體，稱不上是什么翻譯。改譯文本倒更像是原文的改寫本。公開地把一種特殊的功能添加到目的語文本上，如針對特殊讀者群體出的特殊版本（包括為兒童準備的簡寫本及特殊工藝的普及本，為對目的語結構感興趣的語言學家準備的語際改譯文本，或者總結性譯本等），這時就是采用顯性改譯的方法。而“隱性改譯本”則是譯者對文化差異的錯誤預計，例如對形式性、可讀性或重點改變的錯誤看法造成的。
霍斯在研究中建立了一個體現特定始發語語言情境特征的模式，并將始發語與目的語進行比較，就兩種文本的吻合狀況進行討論。這一模式是在對語言應用中的語用理論，特別是言語行為理論，語言及文本的功能和語境等方面進行深思熟慮后建立起來的。
4．文本功能對等的要求
實現文本對等的基本要求是：目的語文本應該有一個功能--包括兩個組成部份，即：達意語言功能和人際語言功能，這一功能與始發語功能對等。另外，目的語文本應該用對等的語用方式來實現這一功能。這一模式的運作方式如下：首先從一系列共八個角度（其中包括三個語言應用者的角度：家鄉籍貫、社會階層、所處時代；五個語言應用角度：語言媒介、參與程度、社會職能、社會態度、知識范疇）對特定始發語文本進行分析，以及為上述語言應用角度建立的語言學（句法、詞法、原文）相關因素。始發語文本的成文輪廓表明某功能的特征，從每一個情景角度出發都可以對兩個功能有所維護，而且各具特色。這一成文輪廓被用于衡量目的語文本的尺度。目的語文本的成文輪廓及功能與始發語文本的成文輪廓功能源于同一類型的情景--語言分析，因而我們把兩者進行比較。上述兩者是否符合，符合的程度就能說明目的語質量達標與否。
在評估兩種文本是否符合對等的要求時，有必要區分讀者與譯者觀點角度的差異和隱性錯誤（covertly erroneous error), 以及不是由于觀點差別引起的錯誤和顯性錯誤（overtly erroneous error)，后一種錯誤包括始發語與目的語涵義不符合的情況，還有破壞目的語語言體系的情況。對目的語進行最終質量的評判過程包括：建立一個隱性/顯性翻譯錯誤一覽表，以及由此導致的兩功能構成成分不符的情況。
正是在此研究的基礎上，霍斯提出了“翻譯分類學”，即區分兩種基本的翻譯類型：顯性翻譯與隱性翻譯。當始發語文本與始發語文化之間存在較大的聯系，并在始發語所屬社會中獨立存在時就需要用顯性翻譯，相反就要用隱性翻譯；隱性翻譯并不像始發語文本的目的文本那樣語用功能如此明顯，就像他本身就是始發語一樣。其中的道理就像尤金奈達所說“a good translation doesn't seem like a translation"（好的翻譯看上去不象翻譯）。
評估不同類型的翻譯時應采用以下原則：只有在始發語文本與其所在文化聯系不大的時候進行隱性翻譯時才能取得功能對等。在做顯性翻譯時，嚴格意義上的功能對等是不可能實現的，需要另外建立一個第二層次的功能作為翻譯質量的標準，才能獲得完整的譯文。
在這兩種情況下翻譯與其評估的性質不同。在隱性翻譯中微妙的文化因素很難傳遞，并且評估中遇到的問題也不少。對需要進行隱性翻譯的始發語文本進行分析的時候一旦發現有比較明顯的人際語言功能因素，這時功能對等就很難實現了。始發語與目的語所在社會文化預射的差異使得我們有必要采用一種“文化過濾網”。目前有無必要采用“文化過濾網”以及采用它是否合適，在缺少完整的民族學研究的條件下，要決定于譯者和評估者的主觀判斷。“文化過濾網”應用不當就會出現“隱性改寫文本”。
顯性翻譯一般是比較直截了當的。只要通過必要的語言重組，顯性傳達后可以盡量使始發語文本保持原來的整體性，由于省去了譯者考慮是否采用“文化過濾網”的那個階段，因而，傳遞微妙的文化差異過程中就不會出現太多的問題。但是，從語言應用者的角度尋找合適的語言文化對等文本十分困難。這種對等的評估，在缺少完整的語言文化對比分析的情況下，包括必要的主觀因素。給目的語文本加上顯性的第二特別功能就會出現“顯性改譯文本”。
盡管我們可以判斷在翻譯實踐中隱性或顯性翻譯是否合適，但是如果人們對同一文本主觀看法不同，而人們可以隨意要求譯本具有某一功能，這些情況下任何一個文本都需要進行顯性翻譯。翻譯工作的特定目的也可以決定是需要進行翻譯還是需要進行改寫。可以對同一原語文本的不同目的語文本進行比較性評估。這種評估應該進行到個人觀點的重要性可以在始發文本的分析過程中得以體現為止。隱性與顯性錯誤的相對評價，在我們提出的模型里面，只能通過對每一文本單獨進行分析才能得以實現。然而，顯性錯誤次范疇，我們稱之為始發語文本與目的語文本涵義的錯誤替代，如果始發語文本的成意性語言功能比較明顯，這種顯性錯誤次范疇就可能比譯者與作者的思維角度錯誤替代所產生的失誤對目的語文本的質量破壞更大。評估特定目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決定譯本錯誤的每一個細節。
我們相信隱性翻譯與顯性翻譯的差別，譯本與改譯本的差別，以及由此對翻譯實踐和翻譯質量評估所造成的影響，可以說是在迄今為止仍很混亂的翻譯領域進行了一點有益的嘗試。我們所提出的模式也可用于評估顯性改譯本的完整性：如果能夠詳細區分顯性改譯本與始發語文本的功能，就可以把這一功能變化“添加”到始發語文本的成文輪廓上，修改后的成文輪廓可以作為衡量顯性改譯本的規范。
5．霍斯理論對外語教學的貢獻
霍斯研究中的一項重要成果，就是展現了這一模式在外語教學語環境下潛在的用途。這樣，在這個模式的基礎上霍斯提出了提高學生的交際能力的另外幾個翻譯實踐活動。其中包括：（1）現有的用于語言文化比較，或按上述翻譯評估模式的原則進行翻譯的始發文本，以及用于產生不同種類的改譯文本的文本。（2）在特定功能和從不同視角得到的信息基礎上始發文本翻譯的產物。實踐表明隱性翻譯比顯性翻譯更能激發學生的思考，人們一直認為顯性翻譯造成了外語教學中翻譯的負面形象。區分顯性翻譯與隱性翻譯，以及翻譯本與改譯本，也是廣大的翻譯活動的一部分。
上述翻譯活動不一定那么超前，但可以展示霍斯提出的這一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如何在外語教學中得到應用。把翻譯評估分為翻譯過程與翻譯成果的評估，并把翻譯與所謂改譯分開討論是比較科學的。但翻譯的評估應從多個角度入手，不能人為地分為幾個方面、幾種方式。依筆者淺見，在評估翻譯成果時或許不應分為“追溯性”和“展望性”的翻譯評估。也許在進行翻譯評估時我們應該說是以哪種評估方式為主，而不是采用哪種評估方式。同時還應考慮到原文與譯文內容意義功能形式的符合等等。這種從目的語的目的出發將翻譯分為顯性翻譯與隱性翻譯，并進一步區分翻譯與改譯的方法，筆者認為是翻譯分類學發展中的一大進步。隨著時代的發展，需要翻譯的文本不斷增多，其內容意義功能形式也可以說是日新月異，因此我們就需要根據上述方面對文本進行分類。依筆者愚見，或許可以把翻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即嚴格按照取得與原文本可能效果最小差別的標準進行的翻譯。第二類是廣義上的翻譯，即將翻譯文本按其功能分為操作型、傳達型、表達型和聲音中介型四大類。對于目前針對翻譯標準問題的爭論，我認為大家完全可以拋棄已見，將各人的理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也許我們早就有了比較完善的翻譯評估理論問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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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use,J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M] Tübingen:Narr 1981
〔3〕 House,J A Model For Assessing Translation Quality [J] 1977 Meta 22,2,103-109
〔4〕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Routledge,1993
On Juliane House’s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ZHONG Weih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evaluates Juliane House’s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According to House, the assessment of translation is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evalu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product and that of translation process. She also distinguishes translation between Overt translation which remains linked to the SL culture, and Covert translation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skopos of the TL text. Juliane House attempted to develop a model for characterizing the linguistic situational peculiarities of a given ST, comparing ST and TT, and making argued statements about the match of the two texts.
Key Words: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作者簡介：
仲偉合，男，1966年2月生，漢族，江蘇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化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翻譯學碩士生導師。國際英語教師協會會員，中國譯協會員，中國英漢語對比研究會會員，廣州翻譯協會、廣州科技翻譯協會理事，廣東省青年科學家協會會員。獲南京師范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學士、碩士學位、英國Westminster（西敏斯特）大學口筆譯學碩士學位。師從國際著名翻譯理論家Susan Bassnett教授攻讀英國 Warwick（華威）大學翻譯學博士學位。廣東省“千百十”工程校級學術帶頭人。1998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優秀教師、1998／1999年廣東省“南粵教壇新秀”、1999／2000年度教育部“霍英東教育基金優秀青年教師”。1990年代初涉足英漢口筆譯實踐、教學與理論研究工作。是華南地區較早開設英漢同聲傳譯課的專家。為省內外大型國際會議擔任首席同聲傳譯員近百次, 曾為多位國家及省、市領導人擔任口譯工作，被《羊城晚報》譽為“九段翻譯”。主要作品有：《世界著名童話選》、《賓館英語》、《英語應試指導》、《翻譯研究：理論.技巧.教學》、《英漢同聲傳譯技巧與訓練》等。在《中國翻譯》、《語言與翻譯》、Translation Quarterly(《翻譯季刊》)等學術刊物發表了口筆譯研究論文3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學宏觀研究、西方翻譯理論、口筆譯教學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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